公德与私德

在我国，公德、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。他在一九○二年写的《论公德》一文，强调中国人缺少“公德”，而“私德”充斥生活。在国外，则有歌德的“自我化”和“无我化”及马克斯·韦伯的“意向伦理”、“责任伦理”。

“公德”即社会公共道德，可称为社会性道德；“私德”关系到个体一己的安身立命、终极追求，可称为“宗教性”道德。公德、私德是有重大区别的，但在个体身上，往往有“一身而二任”既有公德又有私德的相互重迭、各自区分的状态。视情境不同，侧重、突出点不同。因此，二者的区分是很困难的。

康德本人的理论就展示了这一点。那个“位我上者灿烂星空，道德律令在我心中”的“绝对命令”即“私德”，是康德的“道德人”的理想设定。但是，他又感到如果这体现“实践理性”的“绝对命令”如此这般地“绝对”下去，人在社会中便难以立足。于是在《实用人类学》一书中又专列一节《可以允许的道德假象》。例如，在女性面前，男性假装庄重，本不应该，但是却能造成“以免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单纯享乐工具”的好结果。这“庄重”是出于无奈，康德并不推崇它，但这好比抛一只桶给鲸鱼玩，以拯救船只。所以，比起“船”，“桶”虽小，也可以成为附庸的权宜之计。这相当于今日西方“境遇伦理学”诉说的那一套东西，也可戏称为“随机伦理”。

由康德可知，公、私德虽然完全区分开来非常困难，但完全不区分，又会造成更尴尬的局面和理论上的混淆。因此，问题主要方面是对于公、私德的划界。之所以提出划界问题，不仅是理论上的清晰概念要求，更是民族传统积淀的负面效应仍在的缘故。从古典说，孔子“子为父隐”，“父为子隐”这一为今人诟病的伪证，曾发展为“法律”的允许：“自令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”。（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）从今天说，有些父母殴打孩子，还强辩说“打死了孩子，也是我个人的事，不用你管”。如此等等，触目惊心。

关于公、私德的关系。公德关系到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、义务，与法律、风俗、习惯相连，必须遵循，不能例外；私德更侧重于个人理想、信仰，可以期待，但不能强求。后者有某种绝对性、不变性，前者却有相对性、可变性。前者重他律，后者重自律。后者崇高，可以范导前者；前者虽平凡，亦可以建构后者。私德难以证实和证伪，而公德总是在事实中以经验（教训）形式出现。分清二者，使之各得其所，不至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；见到二者的联系，以促成良性互动，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